A Review - The Night Porter (1974)

傷殘的靈魂 –略評“夜更經理”                  陸惠風2011-11-18

陳維甯兄特意寄來三十多年前舊電影“夜更經理”。要我談談此戲內容與感想。

此戲在1974上演，當時正忙寫論文，只記得頗引起爭論，對戲情未加留意。朋友敦促，現在補交功課。

一個好的樂章，留給演奏家很多演繹的空間。一首好的詩，要求讀者自備詩的悟性。一部好的電影，也必然需要觀眾有反復思考正反搜尋的領會力。

當然，觀感必然是觀者個人片面的意見。

我覺得此戲頗堪尋味處有三方面。

第一是男女主角選擇得當：英國男明星狄寶加第形貌清秀端正如三船敏郎（兩人幾乎同年，此戲有學習日本電影的痕跡。），神情憂鬱內斂像占士美臣。1971年狄寶加第在“威尼斯之死”（意大利導演 Luchino Visconti）中扮演暮年垂死作曲家（影射垂死前的Gustav Mahler）對一個沙灘少男青春的狂烈反應，確立了他演幽玄黯淡內心劇種的權威聲名。

狄寶加第在“夜更經理”中飾演一個邪而不完全邪惡的納粹秘密警察。五零年代躲在維也納一個小旅館中當夜班服務員。過著不敢見光的日子。但同時又與納粹餘黨來往。依違於兩個世界之間。似乎想逃出回憶的囚籠。但是不幸，冤家路窄，當年受他蹂躪虐待的集中營少女與夫婿（交響樂，歌劇指揮）忽然出現在他旅館之中。兩人同時陷入“回憶”的囚籠當中。

這個戲，顯然受羅生門的影響。在七十年代的歐洲，意大利女導演Liliana Cavana可能厭倦好萊塢對納粹漫畫式正邪黑白的膚淺演繹，意圖對[人性]作一個“黯淡含糊”的深入的速寫描摹。

這個做法在美國犯了兩個大忌。在歐洲則正是歐洲人對納粹黨、隨波逐流的附庸者（主角）、容忍合作者、與倖存被害人之間複雜黑暗的內心關係，企圖作出比較深入的反思與反省。

上演後在美國一篇罵聲。紐約客雜誌撰文聲討，通俗文化影評人Roger Ebert斥責為“可鄙可厭”的劣作。（但他後來文集中刪去這篇評論。是不值一評或另有涵義則不確定。）在歐洲自然受到好評。導演Cavana開始揚名國際。

美國通俗文化邪正分明，沒有含混餘地。納粹黨以後便是共產黨，正是魔鬼存在的證據，反證美國是上帝所創造的“新選民的光明國度”。道德相對論在七十年代美國通俗文化中是頗為犯忌的思路。

美國通俗文化的成功，主要原因可能是被歷史驅趕到美國才華出眾的猶太文人、知識份子、音樂家、藝人、學者、商人與他們的下一代。這批人開始時大量失業，因此湧進通俗文化娛樂事業。七十年代，他們已經是娛樂界的品味界定人。凡是有關納粹文藝作品，如果牽涉猶太人集中營，則頗不容許另類作品或異議分子的聲音。

（縱然導演故意沒有強調提出女主角被害人是猶太人。甚至表明意大利人一樣被關集中營中。）美國的影評人，既不敢得罪（道德）見識凡庸的群眾，更不敢觸犯衣食父母的老闆階級，他們聲嘶力歇的反對這電影，時勢使然。

要參對歐洲對此電影的反應，才能比較客觀。

導演利用明亮而憂鬱一波三折的主題曲；光線的明暗對比（主角的臉經常半明半暗）；在時間的瞬息回顧中對比集中營的幽暗與五零年代維也納小旅館的靜謐安寧，成功地塑造了男女主角重會時的震驚與迷茫。

回憶仿佛是牢獄，兩人同時想掙脫這個牢獄的魔掌，但是愈爭愈被收緊。傷殘的靈魂，回憶與現實，時而不能分開。

七十年代，德國派的心理分析學理，雖然逼近黃昏，仍然光芒萬丈。戲中納粹馀黨的心理醫生（教授），一再對夜班經理強調，必須通過納粹黨內部的“模擬審訊”，才能知己知彼的淨化納粹過去的經驗。集體的心理分析，對納粹黨言，是最有效的生存工具。

然而，對隨波逐流的夜班經理言，既然不能再像“教堂中的老鼠”一樣，繼續在暗中度此殘生，就算自己不能逃出回憶，卻絕不能讓人「證明」這個回憶。

歐洲在反省納粹經驗中，編導提出“人性的兩面”。當猶太人在追捕納粹餘黨的同時，納粹黨在謀殺“證人”。（意大利廚子因技藝苟存，終於被教堂里的老鼠謀殺。）但是不能扭曲回憶，不願修正回憶的人，縱然是當年納粹追隨者，到今天也成了納粹黨的證人，修正集體回憶的過程中，（或解釋這個回憶的過程中，）也需要消滅這些內部的證人。

當然這個消滅，也可能是意象性質的消滅。但是在回憶震盪中的男女主角的回憶世界與現實世界是混肴不清的存在。

美國退伍軍人，多患PTS（震驚後患癥）往往在社會中重演戰爭中殺人放火的勾當。在通俗文化的幻想世界中，饑荒時吃過人肉的人，時不時想再吃人肉。

被人吃過的殘廢的靈魂，時時在回憶中，重演被吃的經驗。

這個女性的導演，在現實生活中，頗深入地接觸過納粹集中營的女性倖存者。她在這戲中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可能性。在倖存者扭曲的心理中，依順強暴者的蹂躪，是當然的生存本能。而這個本能的延續性，並不限於妓女。

張愛玲的“色戒”隱約提出相似意見。羅生門中被強盜強暴的淑女，同樣被導演用“模擬現實“意象性提出【斯德歌爾摩病癥】的現象。

在色欲與道德對立的社會，（中國，美國，回教國家）這是一種危險的想法。但是在“人性艱險”的藝術世界中，這正是探險者愛闖的禁區。尤其是色欲暴力的對沖往往與謀殺相提並論。

此片導演，有意識地闖禁區，可以從她利用戲中戲的手法證明。男主角對女配角（納粹同情者，貴族）說，集中營中的少女故事，是聖經故事。

於是用反憶鏡頭排演現代版的“沙樂美”的故事。（Oscar Wilde原著1891戲劇，Richard Strauss在二十世紀初改編歌劇。在維也納被禁演，在倫敦1907被禁演，1918解禁。紐約1907出演後被禁。）集中營中的女囚，非但是被強姦的對象，依順者還得提供歌舞娛樂。面目呆板或帶面具的納粹黨圍坐觀看半裸的少女（女主角）歌唱舞蹈。曲終納粹嘍囉呈贈禮盒。打開是暴虐她的同營囚犯人頭。當然是導演明點出二十世紀初“沙樂美”屢次被禁後再被肯定的先例。隱藏著導演的野心。

Strauss的歌劇強調施洗約翰屢次指責希律愛妃女兒沙樂美淫蕩，而沙樂美卻暗中苦戀約翰。

“七衣舞”終，希律命人獻上約翰人頭。歌劇中，沙樂美抱頭歌哭。表明她是約翰的愛慕者。被虐者愛戀虐待者的故事，在經典故事中時時出現。導演在此安排下這部電影會被評論家攻擊的伏筆，也是有趣的通俗文化史一個注解。

這齣戲的女主角更加難找。三十歲的貴婦，在反憶鏡頭中演集中營裏十七歲的少女，等於一人演兩角。

女主角Sharlotte Rampling當年28歲，身材高瘦，鼻削頸長。剪水雙瞳，酷肖Lauren Bacall。扮演十七歲與三十歲的兩角，頗生動有趣。

1969年，她在Luchino Visconti導演的“The Damned”中，飾演集中營中少婦，已經建立了一種神秘，敏感，略變態而又具備悲劇型的造像。狄寶加第說她特別具備如此複雜角色的造型。

在“夜更經理”中，她已經是第二次扮演集中營中鬼魅驚恐，神魂慌亂的角色。演出令人擊節稱賞。

全劇內容，有意無意間把虐待狂與被虐待者同時描寫成時代的犧牲品，同樣是變態的被害人。或有牽強之處，尤其令猶太人反感，認為編導在為納粹黨開脫罪名。

但是日本片“24隻眼睛”中的日本軍人，同樣地被描寫成戰爭的犧牲品，不過手段高明而已。開脫解釋則一。只是為研究歷史的人，提供另一種注解，歐洲人不把此戲看作可鄙，原因在此。

導演Liliana Cavani從Visconti的戲中接收男女主角，她以後者為學習對象，一望可知。但是她對「痛苦」，「痛苦的回憶」卻提出了嶄新的注解。

所以，此戲最有趣味的，是對“苦”的闡釋。

佛祖曾經從「苦行」著手追尋“道”。施洗約翰通過“死的痛苦”完成他得道的過程，是宗教經驗的苦。

昭君在歸漢以前，是否會對番邦兒女及番主略帶歉疚之情？我們不得而知。如有留戀，是否對苦的留戀？

詩篇23篇裏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再加上歌詞“我愿你拿著細細的皮鞭，輕輕打在我身上。”是否在委婉地訴說人性裏面一種變態的愛情與宗教情懷？我也不敢肯定。

《約伯記》裏面的主角，受各種痛苦而不改變他對上帝的愛。是否「人性與痛苦」的一種特別解釋？就像佛學「一切是苦」（無所逃遁）的第一諦？

我們如果細細推敲各個文化裏面對痛苦的不同闡釋，可能發現這部電影在想討論一個特別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全然是“自虐狂”與“虐待狂”的會合，心理學上稱為「施虐受虐狂」sadomasochism的現象。

如果有人或動物，久被關押牢籠，被釋放以後，仍然會有一種隱秘的重回牢籠的心理衝動。前文肯定地說，“夜更經理”頗受日本電影影響。在六、七十年代，意大利電影圈，（如中國電影圈，）十分注意日本電影專注「人性」「打破禁忌」的特點。《用心棒》的故事，即被意大利導演成功地改編為《獨行俠》西部電影。

這部電影的導演，在苦心經營《違常心理》的主題時，參考了不少日本電影「隱喻」的手法。

“沙丘之女”的昆蟲學家，被沙丘地洞裏面的女人，如昆蟲學者捕捉昆蟲一樣，困在洞中，推動著自然界的沙漏（時間）。即使出洞以後，他還是自願地回到地洞裏面。我想這部電影的導演，想用隱喻的方式，在討論一種普遍的現象：（也有人認為她特別談一個婦女關心的問題），就是自願生活在水深火熱囚籠裏面的人，往往認為這是上天為他們特地設計的特別的「家」。

                 

 陸惠風2011-11-19